年终对话5：70后与90后的“社会治理”缘
春天来啦，万物复苏！
2022年，我们换了一个方式来做年终总结 —— 与身边的伙伴展开真诚对谈，聊困惑，也聊坚守。而这一场场对话，从去年年底延续至了今天，我们不仅收集过去的经验，也积蓄能量，为新的一年做好准备！
对谈之后，“此身、此时、此地”或许依旧是我们回应时代的最好方式之一。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第五期对话人
▍李劲松（L）
一般叫他“松哥”，也常称他为“书记”，政策问题、社会发展、经济人文发展无所不能聊。接触“社会治理的缘起”
L：我基本算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非常幸运地经历了改革的各个阶段。生长于南方沿海，使我相对更有机会从身边的社会变化以及广东、香港的报纸、电视中获得关于社会蓬勃发展的直观、鲜活体验，特别是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和深圳工作、生活的经历，让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以不同的方式逐渐参与到公共治理中，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
同时，社会治理中，多元参与所激发出来的更多可能性，自然也让身处其中的我直接或间接地受益。比如2003年我蜗在深圳下沙城中村出租屋中，如果不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多方共同推动了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没办暂住证的我也有可能成为“李志刚”。这些关于社会治理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享受过社会整体变革带给个体的红利，自然而然让我与“社会治理”产生了联结。
上图为建设中的深圳罗湖区（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摄）下图为2018年5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深圳罗湖区（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图源/新华网
L：那鑫一你又是何时对“社会治理”感兴趣的？
W：我是2011年上大学的，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设置以理工科系为主。本科期间跟着老师做“滇池环境保护政策评估”的工作，观察到我国在“十五”至“十二五”期间投入了以亿计的资金用于滇池的污染防治和修复，但阶段性效果与政策期待却存在着差距。我想这为我提供了“技术治理”之外“政策治理”的视角。
后来，我在荷兰接触了产业生态学，学习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产品设计、商业创新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同时，也了解到推动这类创新的一股重要力量即社会企业。此外，还学习了西方语境中对公民社会、政策倡导、campaign的想象，以及NGO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对于“社会治理”，在学生时代，我是围绕着不同的治理手段进行了粗浅地学习。那时自满于自己装了一堆“锤子”，看到任何社会问题，都觉得是“钉子”。当然，这也促使我回国，在自己的社会土壤中进行实践。2017年，我加入自然之友，使用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手段回应环境问题，并尝试拓展公众参与的空间和保障机制，“社会治理”自然也是绕不开的话题。
“外部理念与本土实践”
L：哈哈，我和你的这段经历有一点相似，我也曾在对外交流中接触到一些理念和实践经验并受启发，不同的是你是“走出去”，而我是“请进来”。
W：是嘛？那松哥详细说说呗。
B：那这一年来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L：我大学学的是海洋环境，在广东工作一段时间后，2006年我回到家乡，开始从事相关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入职不久就参与了国家在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GEF（全球环境基金）资助下开展的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在前后约6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我接触了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EbM）、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EA ）、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等很多新的管理理念和工具，这向工科出身、对社会治理实务近乎一无所知的我，展示了面对海洋这类跨区域、跨部门、跨要素的社会治理问题时，国际上的同行在其过往的二三十年间实践、研究的经验和思考，这些工具背后所含的系统性、综合性的逻辑思考框架，对更习惯单维度思考问题的我是个非常大的冲击。
W：那松哥你是怎么看待外部理念在本土的实践呢？
L：不管是产生于内部还是外部的理念，关键还是要和本土的现实相匹配。一方面，我觉得外部的理念、经验与本土的情况和需求是不容易快速匹配的，因为社会基础、治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差异很大，我们也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治理架构；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一些挑战和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因此，其他区域在类似场景中所进行的实践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像之前聊到的我曾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所接触的一个海洋管理工具，叫做海岸带综合管理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ICM)，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为此制定了专门法规，南非等不少国家也将这个工具作为海洋治理的基本模式，我国的厦门等地方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借鉴、实践相关理念。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海岸带综合管理与我们自身一直强调、主张的陆海统筹，在内核上是非常相似的，而具体的方法经过长时间的调适和培育，也不断启发、激发本地的海洋管理实践创新，慢慢实现“以我为主”的融合。大部制改革里面探索涉海机构和相关业务的整合、优化，在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中体现的“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中看到从淡水到海水、从山顶到海洋的系统性、整体性生态管理理念，我觉得这都是基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智慧和现实土壤，遵循科学理念，广泛吸收各方经验的鲜活体现。
海南红树林的治理也体现着多元参与的重要性
“NGO与社会治理”
L：那也说说你进入工作场景后的一些观察？
W：前面说到环境治理，我想作为环保NGO从业者，自身的关注点从“环境治理”拓展到“社会治理”是个有趣的过程，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环保领域中产业性、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的显性化。比较武断地说，在污染“遍地”的阶段，在特定情况下，持二元价值观做保护或许是相对高效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要求，我们都要持更加多元的视角和价值观，这意味着面对环境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跨部门、跨领域等多重因素。也就是说，既要理解中央对环保的期待和地方执行的差距，又要面对不同部门间的博弈和协调。在“大生态”背景下，环境问题的外延被拓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像如今的“双碳”时代，会更强调产业、地区之间的协调，要求关注代际间的公平等。
说到这里，我觉得自己还是挺迷茫的，面对多元利益时，我会对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和立场产生怀疑。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自身利益、家庭利益与我所倡导的内容发生冲突时，我会怎么选、怎么做？我还是常会以二元的方式考虑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并将自己作为“圆心”，这值得警惕。
来到海南，走进社区，一线走访所带来的真实体验能帮助我将目光从自身移开，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有一次去养殖户家了解情况，他们谈到自家建塘养鱼要承租本村村民的土地，一家一户沟通谈价钱时费了好大的力，不由向我们感叹了一句“你看乡村工作就是这么复杂”。那时就觉得，或许自己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扎进土壤里，“奢侈”地让时间流过。今年春节前，我和同事帮助该名养殖户填写并提交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其实这件事没啥技术含量和难度，但能看到我研究了几年的制度工具在一线的实际应用，用我了解的工作手法实实在在地支持了一个具体的人和她背后的家庭。那时的满足感，并不亚于我们提交立法建议被采纳。
W：另说一个不算太相关，但我个人挺好奇的吧，松哥你是怎么看待环境保护的价值，以及环保NGO这份工作的价值？
L：很严肃的问题，挺有压迫感的，我这算不上正经回答，随口聊聊吧。就拿物种保护来举个例子，在我前后两段的工作中，我的同事都问过我同一个问题，地球经历了多次的物种大灭绝，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特别在乎和关注？无论有没有人类的行为，物种的灭绝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那物种保护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呢？
在不同的阶段，我给出了很不一样的回答。在前一段工作，我介绍了生态破坏所对应的保护责任、人类是最有能力做出改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所蕴含的潜在回报等理由，但实话说，这些都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是“理应”的答案，我只是照本宣科、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做了一个“知识”的分享；而再次遇到这个问题时，我说相比各种理论，我更想用同事锐强自己的说法来回应，🔗他说“我是潮汕人，这就是故乡最后的白海豚。”（引自《专访 | 郑锐强：世界上只有一种粉红海豚》）🔗“只要白海豚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会有人因为喜欢它们而聚在一起，为共同的希望而做些什么。这才是（保护）白海豚对我的意义”（引自《白海豚大逃杀》）这种与个人的联系、族群的联系、文化的联系我觉得才是最真实的。
谈保护不用上价值，那些生于斯长于斯，自然而然产生的链接，那些小小的、私人的内心寄托，就已经是最强有力的驱动引擎了。而环保NGO的工作，在它积极谋求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实现的对行动者自己的慰藉和救赎，就已经够美好了，你说呢？
hi~ 还有你想看的
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腾讯公益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对智渔提供支持